JennyElin

那時候從朋友聽說了這樣一個名字，胡晴舫，只是好奇，在圖書館隨選了一本她的書，翻沒幾頁就已經深陷，也從此記下這麼個人與她文字羅織的世界。沒曾想過會真正看見她，聽她說起她與寫作、她在新出版的書裡寫的，以及她如何透過文學重新與這個世界嫁接，而後獨生成一系文脈。

「我覺得每個時代的作家，寫作不只是面對自己，而是面對自己的時代。」她之所以寫《無名者》，是因為一直思考，如果每一個作者書寫都有一個主題，那麼她自己的會是什麼？過去寫《我這一代人》，提到我們本來是散落在不同地方擁有不同的命運，但當海嘯來襲的時候，她坐在車上看著人群迎面而來，這些人忽然集結成一條人流，全部湧向高處，擁有相同的命運，就是求生。

而反觀她自己，是一個很普通、也是人們口中很正常的小孩，沒有斷手斷腳，沒有顯赫家世背景，走在路上也不會被特別注意的孩子。「我不會是一個被世界記住的人，如果我會被世界記住也可能是因為上了一串傷亡名單的其中一個名字；所以我會常常想到身旁的人，身旁可能只是經過不認識的人，但可能因為相同的命運，讓我更珍惜身旁的人、共同分享的時刻。」這是為什麼她會從《旅人》這樣寫下來，到現在的《無名者》，而這也很可能是她寫作某個階段的一個終結，未來文字可能會有所轉變。

「寫作，對我是有用的。那是幫助我釐清思考、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向鮮少談到自我，而著重於觀察的她，「我通常是在觀察發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比較在書寫我自己，但是以『我』來帶出我所看到的時代。」

相較於現在互相連結的方式已經是透過網路，和以往的實體，必須特地去接電話、買書、買CD，但現在有網路串聯之後，再也不是必要的，因為手機裡就能夠獲得一切。於是，「我現在要重新想的是，什麼是世界、什麼是人類，什麼是現代？」 更重要的是，「我到底是誰？」身為一個年輕就離開台灣、在不同國家之間兜轉的台灣人，從小要一直介紹我自己是誰，卻面臨自己的國家不被國際上承認為國家，但又有自己的護照和貨幣，「如果你不認同我的存在，我應該如何處理我和你的關係。」所以二十幾歲剛到香港的時候她非常快樂，香港給了她很大的自由，香港既不要求她的認同、她的愛，香港也不會反饋什麼，而是讓她在那裡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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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邀來李明璁談胡晴舫，他引述了書裡令他震撼的一段話，也呼應她前面提到的香港，「認清了世界上不存在永恆。無止境的是過渡。」她寫自己是過渡，香港也是過渡。

他說，看她的書，常讓他聯想到十九世紀的波特萊爾，如何在劇變的時代裡如何作為一個評論者。也提及當時的時空下，大眾正集體尋找自我，人人都在尋找自己，但弔詭的是，尋找的時候必須透過大眾的方式才能找到。而《巴黎的憂鬱》裡更深刻描繪出，必須讓一個多產詩人感覺到孤獨，孤獨要走入人群，卻又鮮明得讓人感覺到，要擁抱人群也要擁抱孤獨。

他眼中的胡晴舫，如同十九世紀的作家，雖然悲觀、對世界憤世嫉俗，但也是同時擁有愛。更難得的是，兼具犀利的評論、優美的文學書寫，情理交織得宜，現今甚至短期內無法被取代的存在。

她這樣回應，之所以一直寫，只是因為她想要寫作，不是為了追求多大的名聲，「文學給我很大的力量，許多作家給了我答案，是有很多的愛。」更說，文學是一座廢墟，但其間會長出許多小花。

也如同香港，確實在她看來，香港人誰都是過渡，但也因為這樣過渡的覺悟，使得香港人充滿生命力，比誰活得更有滋有味。「活在亂世，就要維持一個簡單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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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明日報挖掘她的郭總編則說胡晴舫，「以冷靜又帶點疏離的眼睛，在觀看這個時代的變化。」回望2000年當時網路興起，旅行成了一件容易的事，也造就了人的流動；而她觀察到這幾年，進入人手一機的時代，早已不限於人的流動，只要低頭、就能夠連結到另一個時空。也因為這樣的轉變，許多作家都被賦予書寫長篇小說的任務，必須在小說裡創造一個新的維度，能夠讓讀者離開原本的時空、跳躍到不同的世界，可以離開原本生活的現世，甚至留在另一個時空不出來。

當讀者問到她獨樹一格的文體，那是她特別努力而塑造出來的，像是之前寫濫情者，是以節制、不能有任何贅字的寫法；但也成為後來的限制。

所以她才會說這可能是她階段性的終結，未來不再是大家熟知的「胡晴舫」，儘管大可以一直寫同種文體、同樣主題，但她對自己有更多期待，「我對於創作這件事有一個想像，就是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最後都是要用文字面對自己的讀者。」